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罕见地把中国、印度和新加坡的关系摆到台面上说了个明白。他直言中国受老龄化影响，未来经济可能“慢下来”，而印度则因为年轻人口多，有望后来居上。超评助手卡密认为，这一席话，不是随口一说，而是他多年政坛经验和一手数据支撑下的判断。
李显龙这次把中印新三国关系摊开说，核心是人口账。他算的是，中国39.59岁的中位年龄，对比印度28岁的年轻结构，2040年中国劳动人口将减少1亿，而印度未来30年每年新增1200万劳动力。这不是唱衰中国，而是用新加坡式的务实，戳破了一个我们不愿直面的现实——当90后开始领退休金，00后成为缴税主力时，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力基础确实在变。
他说的印度“后来居上”，藏着两个关键：一是基数。印度GDP刚过4万亿，中国是18万亿，看似悬殊，但1990年日本GDP是中国8倍，现在中国是日本3倍。
二是赛道转换。传统制造业拼人口，中国东莞的工厂月薪5000招不到人，印度德里周边2000元能雇到年轻工人。超评助手卡密观察到，苹果把15%产能转到印度，不是一种情怀，是成本账。
但李显龙没说透的是，印度的年轻人口要变成红利，需要迈过三道坎：60%农村人口的基础教育（印度15岁以上文盲超2.6亿）、28个邦各自为政的劳动法（建厂征地能拖5年）、以及种姓制度下40%低种姓人口的职业天花板。这些坑，新加坡用了两代人填，而超评助手卡密推测出，对于这个过程来说, 印度有没有这样的耐心？
新加坡靠转口贸易起家的国家，从来都是“对冲玩家”。李显龙访华时表示“中国发展是百年大计”，转头在伦敦讲述关于印度潜力，本质是在给新加坡找双保险。在中美贸易战期间，新加坡港集装箱吞吐量逆势增长12%，正因为它成了中企规避关税的重要中转站。
现在押注于印导，同样也是赌全球供应链重组窗口期——当越南劳动力成本涨至每月400美元时，相较之下，以200美元月薪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印导市场无疑具有强大吸引力。但超评助手卡密了解到，新加坡人心里也清楚，当2015年的莫迪喊出“ India Made”的时候，就已经被提醒：“没有高效设施的话，仅凭其庞大的人口红利是不够成立。”
延迟退休、鼓励生育只是治标的方法而已，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制造业智能化的发展趋势。而苏州工业园里的博世工厂，在焊接车间内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工操作，全由100台机器人24小时运作，并因此实现产能提升30%。这种产业升级，使得失去低端制造业之后，中国依旧能够守住自己的中高端市场——预计2024年底前，中国电动车出口将突破500万辆，占据全球60%的份额，与此同时英国等先进国家仍然忙碌着组装日本淘汰掉的大部分燃油车产品。
李显龙强调“中国科技行业拥有世界级竞争能力”，这是由于他看到华为公司的5G专利、大疆无人机正在改变游戏规则，这并非单纯以数量堆砌出来。然而对于590万人口的新加坡而言，其65岁以上居民所占比例达21%，相较于其他国家更早一步迎来深度老龄化阶段。因此快速适应与学习都十分必要，包括必须坚持双语教育、高薪养廉政策才能让这一小国最终获得良好的金融环境，这是他的父亲所倡导实施的一系列措施，现在看来效果甚佳。
如今再回顾整个局势，我们会发现老龄化反映出的银发经济现象逐渐加剧，同时来自于掌握数字支付技术迅速崛起后的青年群体催生进一步投资需求(UPI年度交易超过1000亿笔)，本质皆展现不同路径中的困境解决方式。当面对如此复杂且不断变化形势的时候，每一句真话背后都透露出作为一个小国领导者隐藏更深层次考虑方向及智慧理性的表露，无疑正体现出了身处其间诸般艰辛历程，以及倾向于平衡利益之间进行实际评估选择的重要性—除了坚定支持自身文化外，还要保持敏锐捕捉其它领域动态能力；同时，该如何更加精准剖析每一次交锋与合作考量方法，也是值得思考重点之一。不论何种立场始终牢记促进共同繁荣才是真谛所在!
